摘要：中国院校研究从学习、借鉴美国院校研究的理论和经验开始。由于我国和美国的国情不同，高等教育发展的阶段、过程、内容以及在发展中遇到的问题也不同，因此，院校研究需要中国化。十多年来，中国院校研究工作者进行了艰苦的探索，在实践中产生了一批研究成果，形成了一定影响，院校研究在中国得到了广泛认同。在院校研究中国化的过程中，形成了“以专题研究为突破口”“理论研究和实践研究相结合”“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相结合”等特点。

关键词：院校研究；专题研究；理论研究；实践研究；中国特色院校研究

    以华中科技大学2000年3月成立全国首家院校发展研究中心为标志，中国院校研究正式开展至今已经14年。经过10余年的努力，中国院校研究已初具雏形，这主要体现在：80%以上的本科院校成立了院校研究所、高教研究所（室）、发展规划处、教学评估办公室等院校研究机构，着手开展院校研究，开始为学校提供数据和决策支持；“中国院校研究案例库”“全国高等学校教学基本状态数据库”已经建成，30%以上的高校建成了统一日常工作数据系统，部分学校开始建立决策分析数据库，为院校研究提供一定的数据支持和案例参考；2008年由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了《院校研究》一书，部分高校面向研究生开设《院校研究》课程，举办了“大学数据系统设计与分析”“院校研究与现代大学管理”等6期培训班，一支致力于院校研究、懂得院校研究理论与方法的院校研究人员队伍初步形成；2003年成立中国院校研究协作组，2007年经国家民政部批准，成立了中国高等教育学会院校研究分会，通过举办国内和国际学术研讨会等多种方式，合作开展交流、研究，探讨中国特色院校研究的理论和方法，产生了一批研究成果，形成了一定影响，院校研究在中国得到广泛认同。

    美国是最早开展院校研究的国家，中国院校研究是在学习美国院校研究理论和经验的基础上开展的。2001年，华中科技大学院校发展研究中心从美国购买了一批院校研究资料，组织翻译、学习，了解美国院校研究。之后，陆续翻译出版了《新工具丛书》《美国高等教育管理学经典译丛》《院校研究译丛》等三套丛书，进行深入学习。十几年来，聘请了数十位美国院校研究人员作为兼职教师，邀请了40多位美国院校研究人员和大学副校长、校长来我国讲学和参加院校研究学术会议，指导与帮助我国高等教育研究和院校研究人员开展院校研究。我国也派遣了数十位研究人员到美国院校研究会及部分大学的院校研究机构学习、工作。美国院校研究的经验和理论，对我国院校研究的开展，起到了借鉴与启迪的作用。但是在推进中国院校研究的过程中我们也清醒地认识到，美国院校研究是美国社会、政治、经济和高等教育发展的产物，生长于美国的土壤中。我国高等教育发展的阶段、过程、内容以及在发展中遇到的问题不同，和美国国情不同，因此，需要探索院校研究的中国化。十几年来，在努力探索院校研究中国化的进程中，中国院校研究初步形成了以下主要特点。

    一、以专题研究为突破口

    美国学者乔·索普（Joe Saupe）认为院校研究是在某一所院校开展的，通过提供信息，为学校规划、政策及决策提供支持的研究。即院校研究是基于数据，通过数据去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比较侧重于数据与信息的提供。但是中国的院校研究开展之初，所面临的状况是，各大学内部的业务数据库也互不联接，形成信息孤岛，导致数据分散、不一致；大学基本没有建立起自己的分析数据库，没有统一的国家高等教育管理数据系统；部分数据不公开，处于保密状态，院校研究人员不能取得相应的数据。因此，促进国家教育数据系统、学校分析数据库的建立是非常重要且紧迫的工作，但这不是在短时期内能完成的。面对这种情况，中国院校研究会会长刘献君教授，在2007年举行的全国院校研究学术研讨会上提出，以案例研究为基本方法，以专题研究为突破口，努力推进中国院校研究。

    为什么要选择以专题研究为突破口呢？主要原因是，开展专题研究能够帮助我们更好地掌握院校研究的理论和方法，从而培养和锻炼院校研究队伍；专题研究是院校研究的主要内容之一，特别是在我国开展院校研究条件还不充分的情况下，专题研究容易把握，易于开展，见效比较快；专题研究取得的成果，可以用于改进学校管理工作，特别是为学校决策提供咨询，从而引起学校领导们对开展院校研究工作的重视。刘献君会长还提出了检验中国院校研究中开展专题研究取得成效的三个标志：一是广度，即在现有基础上，更多的高校、更多的省市积极主动开展院校研究；二是深度，即探索院校管理中的深层次问题，并逐步形成专题研究的分析框架和技术；三是影响力，即通过院校研究努力去发现、解决院校管理和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推进高等教育健康发展。此后，中国院校研究中的专题研究，主要沿着以下两个方面展开。

    一是院校自身积极开展专题研究，特别是围绕科学发展观学习和实践活动、学校“十二五”规划的制定以及大学章程制订等，高校普遍开展了专题研究。院校研究人员针对自已学校管理中存在的问题，运用科学的理论、方法，收集大量一手资料，进行深入研究，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供学校领导决策时参考。华中科技大学教科院和院校发展研究中心，针对本校管理工作中存在的问题，2010年上半年进行了6个专题研究，促进了学校决策的科学化，推进了学校的管理和发展。不少学校也在努力开展专题研究，如“愿景、使命与行动——清华大学创造世界一流大学案例研究”“走向国际化——浙江大学案例研究”“上海交通大学院系长中长期评估”“临沂师范学院实施扁平化管理改革研究”等专题研究，都十分成功，一方面改进了自已学校的管理工作，同时也成为其他高校开展院校研究专题研究的范例。

    二是院校研究人员创设了几个地区性、全国性的专题研究，并在此基础上逐步形成了专题研究数据库。如北京大学组织的北京地区学生学习积极性研究，清华大学组织的学生参与度调查（NSSE）研究，厦门大学组织的新生研究，华中科技大学组织的文化素质教育研究，北京师范大学组织的大学生就读经验调查（CSEQ），等等。这些地区性、全国性的专题研究，不仅带动了其他高校积极参与、开展专题研究，而且为全国高校开展院校研究，提供了部分数据支持。

    二、理论研究和实践研究相结合

    当前美国院校研究学会对院校研究的诠释是：院校研究人员常常通过幕后工作，支持大学领导和决策者制定明智的计划、设置合理的专业项目、做出与大学各个领域的职责相关的财务决定。这些领域包括招生、学生资助、入学管理、课程设置、人事、财务、体育、学生生活、设施、校友关系等。除此之外，院校研究还向政府部门提供大学数据报告，并利用标杆指标与同类大学进行比较。可以看出，美国院校研究的主要任务是提供数据，通过数据分析提供决策支持，是实践取向的。

    中国院校研究针对实践问题开展理论和实践研究，呈现出理论研究和实践研究相结合的特点，这是由中国与美国不同的国情和校情决定的。首先，中国高等教育处于大众化初期，存在大量的理论和实践问题，这些问题不解决，院校研究难以开展。美国1950年毛入学率为14%，开始步入大众化阶段，到2000年毛入学率已达56%，进入了普及化阶段。中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2002年为15%，开始步入大众化阶段。如果达到毛入率为50%的普及化阶段，则要到2050年。从大众化到普及化，尽管两国在毛入学率变化和发展时段上相当，但两者存在很大的差异。一是面对的校情、国情不同。如国家政体，经费投入，制度环境，管理专业化程度等差异很大。二是发展阶段不同。中国高等教育还处于大众化初期，美国高等教育发展则进入了普及化，高校管理已趋于成熟。正如马丁?特罗所说，量的增长必然引起质的变化。历史经验说明，一个国家大众化初期往往也是高等教育管理中问题最多的时期，中国高等教育正经历着一场深刻的管理革命。就大学自身而言，中国大学的核心教育理念、办学定位、办学特色、治理结构、教师制度（如聘任制、工资制度）、学生制度（如学分制）等都是一些悬而未决的问题。院校研究工作者如果不参与对这些重大问题的研究，工作难以取得成效。

    其次，中国的高等教育研究走了一条与美国完全不相同的路径。美国从院校研究开始，经过100多年努力，才发展高等教育研究，并着手培养高等教育的研究生。中国高校从高等教育理论研究开始，努力去建立高等教育学科、争取高等教育学位点，培养硕、博研究生，然后才开始院校研究。在中国本科院校，多数学校已建立高等教育研究所（室），少数学校建立了博士点、硕士点，已经有一大批从事高等教育研究的人员。这批人员中多数人今后的任务是开展院校研究，一部分人员一方面做高等教育理论研究、培养研究生，同时也要从事院校研究。研究生的研究课题，大多也是院校研究的课题。

    再次，院校研究发展到一定程度，必然是数据分析与质性研究相结合。随着高等教育的发展，高等教育的外部环境和内部管理要求不断变化，院校研究的任务也随之发生变化，相应地，院校研究的方法也发生了变化。数据分析十分重要，但无法解释具体情境性的认识，特别是那些组织现象和文化现象，如个人生活体验、价值取向、组织文化、情绪感受、心理反应等。而在这方面，质的研究无疑具有独特的优越性。同时，高等学校管理实践也越来越复杂，实践具有紧迫性、动态性、模糊性和总体性，解决实践问题，也需要进行深入的理论研究。

    根据中国的国情和校情，中国院校研究的理论研究和实践研究紧密结合，主要体现在以下4个方面：

    1.院校研究机构体现两者的结合。中国院校研究机构大体有以下几种类型：行政机构和研究机构合二为一，两块牌子，一套人马，两者既有分工，又有合作；行政机构和研究机构分设，两者之间建立紧密的合作关系；设立研究机构，赋予其一定行政职能，参与部分学校管理。

    2.院校研究项目体现两者的结合。院校研究机构所承担的项目，既有为学校提供数据，通过数据分析为学校提供决策支持的项目；又有围绕学校战略发展，针对发展过程中需要解决的理论和实践问题所设立的项目，如学校核心理念、办学定位、发展阶段、发展重点，教师聘任制、学分制等。

    3.管理研究和管理咨询相结合。我国院校研究开展晚，发展不平衡，其中一部分研究力量薄弱的学校自身还难以有效开展研究。因此，一些研究力量比较强的学校，组织研究人员，到研究力量薄弱的学校进行管理咨询。如院校研究开展最早的华中科技大学院校发展中心，近几年组织研究人员到近50所院校，和这些学校的领导、研究人员一道，帮助制订学校发展战略规划；此外，到部分院校为其发展中的某些重大问题进行管理咨询，产生了良好的效果。

    4.院校研究的开展，特别是理论研究和实践研究的结合，不仅有效地推进了学校管理，而且也推进了高等教育理论的研究。王洪才教授在对中国高等教育学“创立、再造与转向”的发展过程进行深入研究后提出，“我们认为，能够反映高等教育研究理论转向的是院校研究学会的成立，这一现象表明已经有一批高等教育理论研究者认识到高等教育研究必须走与实践紧密结合的路线，在参与实践的过程中丰富理论，建构理论。刘献君教授身兼管理者与研究者双重身份，在这一转变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一转变也代表了高等教育研究的方法论的转变。”

    三、自下而上与自上而下推进相结合

    中国长期处于计划经济体制之下，政府不仅举办大学，而且管理大学。在很长的一段时期内，大学的经费全部由政府提供，各项制度由政府统一制定，大学教师和职员调进与调出、学生的入学与分配、教学设施的购买、校舍的建筑，等等，都要经政府主管部门批准。校长没有办学自主权，也不需要对学校的发展、管理进行研究。改革开放以后，大学有了一定的办学自主权，但自主权仍不充分，而且在中国没有形成社会问责制，高校没有责任向社会发布反映学校办学情况的报告。因而学校管理者没有开展院校研究的压力、动力和积极性。在这种情况下，需要有一批热心院校研究的学者自下而上地去推动。中国院校研究人员主要从做以下3个方面努力。

    1.积极在本校开展院校研究。院校研究人员从专题研究入手，主动提出一些制约学校管理、影响学校发展的问题，组织调查研究，形成研究报告。一方面，调查研究的过程就是一个宣传、发动的过程；另一方面，这些研究成果被校长们采纳以后，产生了好的影响，从而引起学校的注意、重视。现在，一部分高校校长开始了解院校研究，重视院校研究，亲自参与院校研究。

    2.组织起来，形成合力。2003年中国院校研究协作组成立，2007年中国高教学会院校研究分会正式成立。从2003年起，该学会逢单年举办全国研讨会，双年举办国际研讨会，共同探讨院校研究问题。参加会议的人数，从开始的几十人，发展到现在的400多人。每次会议确定一个主题，围绕主题进行广泛探讨，多年下来，研究逐步深入。从2003年到2014年，每一个主题，都带动和引领着不同高校院校研究人员和管理者的广泛参与和行动实践。

    3.建立平台，开展交流。中国高教学会院校研究分会通过建立院校研究网站、院校研究案例库，推动高等教育刊物设立院校研究专栏，介绍开展院校研究的情况、成果，达到广泛交流的目的。根据中国的国情，推动院校研究，仅仅自下而上还不够，还必须引起上级主管部门的重视，在这一方面，中国高教学会院校研究分会也做了一些工作。

    中国院校研究刚刚走过十年起步阶段，开始进入规范发展阶段，院校研究中国化的任务仍然十分繁重。在院校研究中国化的过程中，我们将不断学习美国及其他国家院校研究的理论与经验，探索中国特色的院校研究的理论和方法。

（刘献君，华中科技大学教授，文华学院院长，中国高等教育学会院校研究分会会长，湖北武汉430074；张俊超，华中科技大学教科院副教授，中国高等教育学会院校研究分会副秘书长，湖北武汉430074）

（原文刊载于《中国高教研究》2014年第11期）